十年前一个看似平凡的周三，上海张江的一间公寓里挨挨挤挤、人头攒动。

这本该是一场小型、轻松的亲友聚会。 但在这一天，更多从未参与过聚会的人特地赶过来。 大部分人的表情里都藏不住悲伤和震惊，有人开始窃窃私语，他们都只关心一个话题： 张汝京，中芯国际的创始人、CEO，是否真的引咎辞职，离开这个他一手创办、耕耘了近10年的公司。

这是2009年11月11日，初冬，上海的寒意已经起来了。

前一天早上，中芯国际同时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 其一，与台积电长达6年的纠纷诉讼落幕，双方达成和解； 其二，伴随着和解，中芯国际CEO、执行董事张汝京辞职，曾任华虹集团CEO的王宁国接任。

作为张汝京的老部下，季明华记得当天便接到张汝京的电话，告知其卸任的消息。 在电话里，老上级对他说，公司出了事、官司输了，自己必须负责，董事会将会找到其他负责人来接替工作。 除此之外，张汝京未有任何抱怨、悲伤之语。

与往常一样，张汝京走到聚会人群中，情绪平静。 他再次表示会“对事情负责”，并对在场的人强调，“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不要被打趴下”。 他祝愿所有留在和离开中芯国际的朋友们勇敢向前走，因为“人生总是要不断的努力”，他欢迎朋友们此后继续来家中聚会，一如既往，直到他离开张江。

如后续许多媒体报道的那样，在这一日以及此后的数月中，能够与张汝京联系的人，都会回忆起他这段时间的平静——即使有人感受到了他隐隐的悲痛。

那一年，张汝京61岁。 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他的人生还要不断前行。

三次离开

许多人说，张汝京的一生是“三起三落”。 因为在1999年到2017年之间，他曾三次离开自己创办的企业，重新开始。 不过，在他自己的认知中，只有离开中芯国际才是人生中唯一一次“落”，因为是“被迫离开”。

第一次离开，他是自愿的。 1997年，张汝京申请从工作了20年的德州仪器提前退休，从美国回到中国台湾后，创立了当地第三家晶圆代工厂——世大半导体（下简称“世大”）。 受到他的邀约，此前就已相识的季明华也离开了原本就职的一家新加坡公司，加入了世大。

那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创业，仅仅三年，世大的产能就已超过了当时行业老大台积电的三分之一，彼时台积电已经发展了13年。

随后不久，“台积电并购世大”事件起了苗头。 在一些江湖传说中，台积电创始人、董事长张忠谋与世大大股东密谋，趁张汝京不备对世大发起收购，并从此引起二人长达十余年的“不和”。

“都是谣言。 ”张汝京很无奈，尽管他无数次对此辟谣，“阴谋论”仍然流传了20年，至今不绝。 事实上，张忠谋曾任德州仪器资深副总裁，是张汝京的“老领导”，在台积电对世大的并购过程中，张汝京全程参加了讨论。 “他提出了非常不错的价格，问我是否愿意，我说愿意，他就很高兴。 ”

世大的员工们也很高兴。 “才成立三年，台积电和联电都争着要买，我们觉得还蛮光荣的，”季明华笑道，更何况，台积电给出的价格是“原来股价的8.5倍”，“我们都很赞成，觉得退休金也有着落了。 ”季明华也由此进入台积电工作，虽然5年后，他再次追随张汝京到了上海。

到大陆建厂一直是张汝京的心愿，此次出售后，他如愿北上。

2000年，张汝京在上海创立集成电路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大约有300多名半导体工程师随其北上，其中不少是他在德州仪器和世大时的旧部。 一时间，张汝京甚至带动了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前往大陆工作的潮流。

而严大生也是在此时加入了张汝京的团队。 在这之前，严大生曾供职于排名全球第五的外包封测厂力成科技，为张汝京的世大团队提供了封测服务。

按当时的行业惯例，封测环节会使用半导体测试设备厂商爱德万的封测方案，但张汝京想节省成本，于是与力成科技共同调试改进，最终用自研方案解决了问题。 “当年的行业中，能够突破原本工作程序、勇于创新的老板很少，张博（张汝京）很不一样，能让人看到工作的希望。 ”这件事情一直被严大生记在心里，也成为他此后始终愿意跟张汝京一同工作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严大生还提到了张汝京另一个有感染力的地方——细心。 几乎每个与张汝京共事过的人都会提起这一点，“每次在电梯里遇到，他都能叫出我的名字，公司里成百上千的人，他可以记住几乎每个人，”罗仕洲回忆说，当年，他也随张汝京一同北上，“正是这样的细心，拉住了人的心”。

除了人心，还有实力。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芯国际就将半导体工艺制程的水平从落后世界顶尖水平四代提升至仅差一代，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多个地区建厂，带动了当地芯片产业发展。 迄今为止，它仍是中国最大的、制程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

但当时的急速发展，也给公司埋下了隐患。 2003年到2006年，台积电先后两次起诉中芯国际，理由直指张汝京的台湾团队，认为他们侵犯台积电的技术专利及窃取商业机密。 尽管在季明华和许多老部下看来，“真正犯错的是下面几个工程师，他们真的是在抄袭”，但这件事情的影响波及了整个公司。

张汝京曾试图挽救局面，在北京高院和美国加州对台积电提起反诉，但最终无果。 2009年初冬，美国法院判处中芯国际败诉，4天后，张汝京、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和律师团飞往香港，与台积电紧急谈判。

最终的和解协议除了中芯国际赔偿2亿美元现金及10%股权，张汝京还被告知，台积电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是： 让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

离开中芯国际后的三次建厂

那是一场平静且快速的告别，从败诉到公布离职，仅仅7天。

张汝京签署了离职文件，同时，他也签署了一份竞业协议： 从2010年起算，三年之内，他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的工作。 这对于一位已经61岁的老工程师来说，似乎是宣告了事业终止。 当时有消息透露，他或许会从事一些慈善或教育类工作，印证了许多企业家退休后的惯常路径。

但人们想错了。

签署竞业协议时，张汝京得知，在相关行业中，自己被允许从事的领域为LED和太阳能。 他转身即开始筹建新的工厂，为LED产品生产变换光谱、转换电压等功能芯片。 至今，这个规模不大的LED厂仍被他带在身边，从上海搬到了青岛。

告别中芯国际后，张汝京的生活模式并未发生转变，在2010年之后的9年中，他的生活被分为三个阶段： 2010年创立LED厂； 2014年在上海临港开建大硅片制造工厂新昇半导体（下简称“新昇”）； 2018年转战青岛黄岛区，创立国内第一家CIDM模式(CommuneIDM，即共享式IDM）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下简称“芯恩”）。

“建厂”一词，高度浓缩了张汝京的一生，他在业内素有“建厂高手”之誉，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有能力以有限的资金和时间，建设出最具规模、员工素质最统一的芯片工厂。 从1990年起，他带领团队先后在中国台湾、意大利、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各地参与管理和建厂，每处停留2、3年，待工厂步入正轨便离开，走向下一个“建厂循环”。 他甚至积累了对各国工人的不同认知： 日本工人努力守规矩，新加坡人肯打拼，意大利工人不容易管理但很聪明。

“Richard（张汝京）建厂有自己的方法，”罗仕洲介绍说，“如同师傅带徒弟，张汝京会手把手带新员工，他很强调实际操作。 ”例如此前较欧洲工厂有较大差距的日本团队，在经过张汝京亲自培训、带领后，如今两者已成为“合格率很相近的工厂”。

对于自己的员工，张汝京更看重的是个人做事踏实的品质，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领导架子。 许多人都谈到，与张汝京一同工作时的气氛总是“像一个大家庭”。 这也成为不少“老部下”愿意一直跟随他的原因。

在过往数十年中，许多曾与他共事过的工程师，都在不同时间反复加入他的新公司，成为新员工的“老师傅”。 “老同事在陆续归队。 ”张汝京细数，芯恩成立以来，已有近百人“归队”，而芯恩目前总员工数400余人。

谈起工作，张汝京总习惯以“我们团队”来做开头。 这个“团队”在其带领下已融合了高度相似的价值观和做事逻辑，例如，芯恩目前已经完成了两轮共计150亿元融资，不是一笔小数目，但季明华强调说，要用这笔钱做出类似“别人200、300亿才能建好的工厂”，“节俭和提高效率”已经深入了每一个人的脑海。

而这恰好也是是张汝京的特色。 在中芯国际时，他就曾“逆周期投资”，趁半导体产业低潮期购入高性价比设备； 芯恩开建后，沿袭该模式，张汝京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

“假设新设备要100块钱，别人维修好的二手设备买回来只要大概60、70块，”张汝京一笔笔分析，“我们买没维修过的二手设备只要20块，算上零件和人工费，一共约30块钱。 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老师傅带徒弟维修，又增强了员工对设备的熟悉程度。 ”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时用来装运二手设备的木质集装箱也没被浪费，经过师傅们巧手“改造”后，这些集装箱如今已成为临时工厂中的工作台、鞋架、置物台和前台等。 “有人盖工厂，规模不到我们的一半，花费是我们的八成，效果还没我们好。 ”张汝京举例说，有些工厂喜欢“新潮的设备”，例如选择可旋转的摄像头，价格是普通监控相机的四倍，但在旋转时仍有死角，“我们装两个不可旋转的，挨在一起，价格只要一半，还没有死角。 ”

在张汝京的助理汪晏眼中，张汝京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工作。 他不仅在建厂上追求高性价比，生活上也对物质毫无追求，“出差坐经济舱，酒店干净就行，午饭常常是一碗青菜一碗饭”。 汪晏从2016年起担任张汝京的助理，从新昇到芯恩，对老板的“工作狂精神”深有感触。

（来源：华尔街见闻）